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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,肖华奉命调往北京,在赴任路上,他看到一名香烟小贩,顿时脸色大变:这不

1950年,肖华奉命调往北京,在赴任路上,他看到一名香烟小贩,顿时脸色大变:这不

1950年,肖华奉命调往北京,在赴任路上,他看到一名香烟小贩,顿时脸色大变:这不是当年杀害黄骅的凶手嘛!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?时光倒流回1943年6月30日,河北新海县大赵村,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,那天天气不好,下着蒙蒙细雨,会议室里光线昏暗。黄骅是谁?他1911年生于湖北阳新县一个贫苦农家,原名黄金山,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经历过长征和多次反“围剿”作战,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员。会议进行到傍晚时分,一个名叫周云峰的人突然闯入会场,他声称带来了一封介绍信,黄骅阅读后让他先去管理股休息,然而周云峰没有离开,反而故意与在场人员攀谈。就在此时,几名穿着蓑衣的武装人员突然闯进会议室,他们手持驳壳枪向与会干部疯狂射击,黄骅头部中弹,当场牺牲,年仅32岁,同时遇难的还有另外7名干部。惨案发生后,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表现得悲痛欲绝,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凶手,然而很快,一封来自独立团团长的密电揭开了真相。这封密电透露,邢仁甫试图策动独立团团长与他一起投奔日伪军,原来,邢仁甫才是暗杀黄骅的幕后主使。邢仁甫为何要杀害自己的副手?原因是他接到了上级调往延安学习的命令,认为这是黄骅企图夺权的阴谋,他本来就有严重的个人享乐主义和军阀思想,在抗战最艰苦时期还在望子岛上修建自己的“安乐窝”。他选择执行暗杀的是冯冠奎,此人原为土匪,被邢仁甫收编并提拔为军区手枪队队长,案发后,冯冠奎迅速逃离现场,据调查后来被日本人处决。潘特作为邢仁甫的心腹和暗杀行动的直接参与者之一,在案发后开始了逃亡生涯,他先后辗转多地,最后在建国前夕化名“王德胜”,潜入北京。北京解放后,潘特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,他在人流密集的前门大街摆了个香烟摊,试图融入市井生活中隐姓埋名,他想着这么多年过去了,应该没人能认出他了。然而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,1950年6月,肖华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来到北京,无意的街头一瞥,竟揭开了隐藏七年的秘密。肖华曾经在山东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,对黄骅案印象深刻。虽然潘特在这些年外貌有所改变,但肖华还是认出了这个曾经的下属和涉案人员。潘特被捕后,对参与杀害黄骅的罪行供认不讳,他最终被依法审判并判处枪决,为当年的罪行付出了代价。而主谋邢仁甫早在1949年1月天津解放时就被解放军抓获。他当时化名“罗镇”,已经加入国民党军统局,1950年9月7日,经过公审大会,邢仁甫被判处死刑并在盐山执行枪决。黄骅的家人在他牺牲后得到了保护,妻子顾兰青为了安全改名为王毅,后来与黄骅的秘书刘良明重组家庭,直到2007年,黄骅的子女才被正式找到。为纪念黄骅烈士,1945年新海县改名为黄骅县,1953年,黄骅的遗骸被迁葬到济南市英雄山烈士陵园。黄骅烈士的血没有白流,杀害他的凶手最终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,这印证了“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”的古训,任何犯罪行为最终都难逃正义的审判。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,黄骅虽然英年早逝,但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历史上,他的精神也将激励后来人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而努力。信源:《党史纵览》——黄骅烈士遇害真相解放军报——渤海烽火中的民族英雄——追记黄骅烈士
1953年,志愿军师长王扶之负伤回国,偶遇一赶车老丈,于是便乘车回家,两人相谈甚

1953年,志愿军师长王扶之负伤回国,偶遇一赶车老丈,于是便乘车回家,两人相谈甚

1953年,志愿军师长王扶之负伤回国,偶遇一赶车老丈,于是便乘车回家,两人相谈甚欢,可谁料分别之前,老农询问道:“我儿王硕,12岁就参了军,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吗?”王扶之听完浑身一颤,喊道:“爹,我就是王硕呀!”一位志愿军师长负伤归国,途中搭上牛车,与赶车老人闲聊战场事,谁知一句问话揭开十八年分离的秘密,这段父子故事如何牵动人心?王扶之出生在1923年9月24日,那时候陕西子洲县傅家新庄的穷苦人家日子过得紧巴巴。他五岁就没了妈,爷爷带着他,爸出去延安给地主打长工挣口饭吃。家里穷,王扶之小时候就帮着干活,放牛放羊啥的。爸求人让他上三个月私塾,认了点字,这成了他后来识字的基础。1935年7月,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在当地活动,王扶之看到红军帮百姓干活,跟以往军队不一样,心里就想加入。才十二岁,身高一米六,他就说自己十七岁,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少共营,当小战士。同年加入共青团,1936年转党员。从那起,他就开始了革命生涯。土地革命时期,王扶之在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当测绘员,参加劳山、榆林桥、直罗镇、东征、西征、山城堡这些行动。抗日战争爆发,部队改八路军,他随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转战陕西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,参加平型关、张店、盯店、曹甸、郑潭口、淮海区反扫荡、叶纤子、阜宁、两淮战斗。先是测绘股长,后来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二十二团通信参谋、营连副连长、师司令部通信股长。解放战争,王扶之任东北民主联军营长、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作战科长、第十四团副团长、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团长。从东北打到华南,参加四平保卫战、三下江南、夏季秋季冬季攻势、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、衡宝战役、广西战役。在姜家店、攻克锦州、天津战斗中,三次立大功。攻天津时,腿中弹,还坚持指挥,主攻任务完成。新中国成立后,1950年10月21日,王扶之首批入朝,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三团团长,后升师参谋长、第一副师长、师长。参加第一至第五次战役、1951年阵地防御、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、秋季战术反击、西海岸反登陆备战。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、二级自由独立勋章。1952年8月2日上午9时25分,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师部防空洞,王扶之代理师长组织作战经验总结。一枚敌机炸弹落洞顶,爆炸震塌洞口,尘土碎石埋住他和六人,深约二十米。洞内黑,王扶之腿伤,和两名幸存者互助,三小时挖通道。洞外官兵见两只苍蝇飞出,判断有人生还,加快挖掘。彭德怀下令全力营救,三十多小时后挖出王扶之,腿伤重,送医。1953年5月,王扶之伤愈从朝鲜归国,仍任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师长。他十八年没回家,决定回陕西子洲县探亲。坐车到县附近,小路崎岖,机动车不行,他就扛行李步行。路上见一辆牛车,白发老人赶车。王扶之问路,老人停车,看穿军装是志愿军,让上车捎程。牛车前行,王扶之坐车沿,老人赶牛,两人聊天。老人说志愿军保家卫国辛苦,王扶之讲朝鲜战场挖工事、扛枪冲锋、顶风冒雪。过小桥,车晃,老人稳缰,继续问细节。王扶之说战士互帮互助,吃苦耐劳。老人点头,说自家儿子王硕十二岁参军,十八年没音讯,只盼平安。王扶之听着,打量老人面容,认出是爸,但先压住,继续聊村变化,政策好,收成上来了。到村口,老人停车,王扶之下车,老人拉袖子,问帮打听儿子下落。王扶之抖,跪地喊:爹,我就是王硕!老人愣,扶起他,端详,虽黑壮,眉眼似。他抱儿子,拍背,说孩子出息,为国争光。随行战士眼睛湿,围上帮忙,回村。村里,王扶之解释十八年前线拼杀。老人问去部队,王扶之劝,老人摇头,农村住惯,舍不得土地。王扶之在家几天,修屋顶、干农活,后告别,回部队。王扶之经历展现革命军人忠诚,从贫苦放牛娃到师长,十八年浴血,负伤不退,父子重逢体现家庭情感与国家责任统一。回部队后,继续军职,1954年起任军参谋长、副军长兼参谋长,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、部长。1964年晋少将军衔,1975年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,1980年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,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,1998年离休。这段故事告诉我们,革命年代很多人家像这样,儿女为国离家,父母在家盼望。志愿军在朝鲜打出国威,保住家园,现在和平日子来之不易,得珍惜。
重庆谈判结束后,毛主席大病一场,两个多月不见好转,当时延安所有的医生,都看不好毛

重庆谈判结束后,毛主席大病一场,两个多月不见好转,当时延安所有的医生,都看不好毛

重庆谈判结束后,毛主席大病一场,两个多月不见好转,当时延安所有的医生,都看不好毛主席的病,斯大林知道后,还特意派了两名苏联医生,来中国给毛主席看病。随苏联医生一起来延安的,还有毛岸英。​窑洞里的煤油灯忽明忽暗,毛主席额头上敷着冷毛巾,连续高烧让他时常陷入半昏迷状态。江青守在床边,不时更换毛巾,眉头紧锁。延安最好的医生们都来看过了,汤药喝了一副又一副,体温就是降不下来。消息传到苏联,斯大林当即派出医疗专家阿纳托利和弗拉基米尔,他们带着最新研制的青霉素和全套医疗设备,乘坐专机直飞延安。​谁都没料到,随行的还有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——毛岸英。小伙子穿着苏军制服,肩章上还带着雪痕。五年了,他终于回到这片魂牵梦绕的黄土高坡。飞机在简易机场降落后,他第一个冲下舷梯,呼吸着故乡凛冽而熟悉的空气。​医疗队被直接接到毛主席住处。苏联医生检查时,毛岸英就站在门外来回踱步,手指掐得发白。当听到父亲是因过度劳累导致免疫力下降,又感染了肺炎时,他的眼眶瞬间红了。这些年在苏联,他通过报纸关注着父亲的一切,知道重庆谈判那43天里,父亲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。​治疗过程并不顺利。青霉素首次注射后,毛主席出现严重过敏反应。医疗组连夜调整方案,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。老中医提出用麻黄桂枝汤退热,苏联专家则负责控制肺部感染。那几天,毛岸英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榻前,给父亲读《三国演义》,用俄语轻声讲述在苏联的见闻。​某个深夜,毛主席突然清醒过来,望着眼前陌生的青年怔了许久。岸英握住父亲的手,声音哽咽:“爸爸,我是永福啊。”(毛岸英幼名)毛主席虚弱地笑了,用湖南话喃喃道:“长这么高了……”这一刻,隔阂多年的父子终于找回失去的亲情。​斯大林派来的医疗专家后来透露,毛主席的病根不仅是身体上的,更多是心理压力所致。重庆谈判期间,蒋介石多次设局施压,甚至安排特务暗中监视。这些毛主席从没对人提起,全部默默承受。苏联医生采用心理疗法,让岸英多陪父亲聊天散步,病情果然奇迹般好转。​康复期间,毛主席常带着儿子在延河边散步。夕阳把父子俩的身影拉得很长,他们用俄语和湖南话交替交谈,说到激动时还比划着手势。工作人员发现,主席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,有时还会哼起湖南小调。​这段经历改变了毛岸英的人生轨迹。原本计划返回苏联完成学业的他,决定留在祖国。他对苏联医生说:“父亲需要我,这片土地更需要我。”后来他主动要求下基层锻炼,从陕北农村到朝鲜战场,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。​多年后毛主席回忆这场大病,说这是命运的转折点。不仅因为康复后领导了解放战争,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儿子。而毛岸英的到来,似乎比任何药物都更有效——亲情才是最神奇的良药。​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公益福彩情暖延安万千善举筑梦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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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光讯(记者郑玮)8月27日上午,中省“福彩圆梦·福暖四季”公益媒体行活动来到延安市新区、宝塔区,20余家中省主流新闻媒体、福彩业主代表走进延安智慧福彩文化展馆、福彩公益驿站和宝塔区中心敬老院,亲身见证福彩公益的...

陕西省延安市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

延安市气象台2025年08月30日23时09分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:预计下述地区未来12小时内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:宝塔区、安塞区、黄陵县、黄龙县、宜川县、洛川县、富县、甘泉县、吴起县、志丹县、子长市、延川县、延长县,...
1944年,延安,一名年轻的小鞋匠在缝补一只皮鞋。今天,这样的皮鞋在垃圾箱中都能

1944年,延安,一名年轻的小鞋匠在缝补一只皮鞋。今天,这样的皮鞋在垃圾箱中都能

1944年,延安,一名年轻的小鞋匠在缝补一只皮鞋。今天,这样的皮鞋在垃圾箱中都能捡到。可是,过去这样的皮鞋可不是普通人可以穿的。在那个年代,许多人买双二手布鞋都不舍得穿。他们常常赤着双脚。在走远路或者到特殊场合才穿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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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市气象台2025年08月30日01时24分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:目前我市志丹县、安塞区已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,预计下述地区未来12小时内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:宝塔区、安塞区、黄陵县、洛川县、富县、甘泉县、吴起县、...
1937年冬,延安抗大门口的合影。老照片​​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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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山育好水,绿树伴肥鱼。在延安黄龙渔业休闲小镇,一场关于“南鱼北养”带动群众增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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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延安黄龙渔业休闲小镇,一场关于“南鱼北养”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“好戏”正在上演。中国电信千兆光纤全覆盖养殖场,让陕北的观赏鱼、三文鱼、帝王蟹通过网络直播畅销全国。同时,面对鱼类对水质、温度与生长环境的严苛要求,...
1940年秋天,毛主席去食堂时,突然一个人拎着木棍朝毛主席后脑勺砸去,千钧一发之

1940年秋天,毛主席去食堂时,突然一个人拎着木棍朝毛主席后脑勺砸去,千钧一发之

1940年秋天,毛主席去食堂时,突然一个人拎着木棍朝毛主席后脑勺砸去,千钧一发之际,一个警卫替毛主席挡下了这一棍延安的街不是规整的,窑洞这边一簇、那边一群,人走路要穿过黄土坡,要拐弯。毛泽东走在前头,背着手,脚步不快也不慢,眼睛总是朝两边扫,嘴上说着什么。几步开外的警卫员其实已经习惯了这节奏,只是那天,风有点硬,阳光照在土墙上,照在眼皮底下,也照在一个人手里的棍子上。没人能说清那个拿棍子的小子是怎么靠近的。他混在人群里,背着手,看起来像是等人,像是晒太阳。他不是那种一看就古怪的人,穿得普通,表情也没有恨意,甚至还有点木。后来有人说他是特务,也有人说他就是个想“立功”的蠢蛋,想把革命拽进水沟里的棋子。不重要了。他抡起那根棍子的时候,毛泽东刚好转身,准备进青年食堂。也就是那一刻,蒋泽民从右边一步跨出来,用自己的右臂去挡。没喊,也没叫,甚至连动作都不算利落,就是直挺挺地拦住了那一棒。“砰”地一声,木棍砸在肉上,不是骨折的脆响,而是闷得发慌的响声。打在胳膊上,也打在场子里所有人心头。蒋泽民站住了,但整个人像一根晃着的柱子。别人还在愣神,他已经咬牙调整重心,压住想往下沉的身体。冯永贵冲上去,一脚踹倒了袭击者,其他战士也扑了上去,场面一时间乱成一锅粥。有人喊,有人拽,群众围成了圈子,有人想拿东西砸过去,有人拉开嗓子喊:“不能让主席看见!”蒋泽民没看乱不乱,他扭头看了一眼毛泽东的背影,那人已经走进了食堂。正好那时,主席掀起帘子的一角,露出一点侧脸,似乎没听见背后的动静,也没回头看。他松了一口气。那种松不是安心,是突然把一口憋死人的火放出去,整个人像放了气的皮球,疼才一下子涌上来。他不吭声,也不皱眉,就是顺着墙角靠了下去,借着墙的硬度把自己撑住。胳膊肿得像发面,袖子被鼓起来,他自己低头看了一眼,然后立刻又拉下来。不能让人看见,他心里这么说。他还得进去,得站好,不能坐下。于是又站起来,拍了拍裤子,脚一顿,又恢复了那个标准的警卫姿势,双手贴裤缝,头抬起,眼睛盯着前方。他怕主席出来看见他不在位子上。那一餐吃了多久,他就站了多久。手臂火辣辣的,像被油烫了。冯永贵从他身后轻声问:“你能不能撑住?”他没回答,只用另一只手扶了一下裤带,又挺了挺胸。整个宴席期间没人发觉他的异常,他面无表情地站着,像一个被钉死在门口的剪影。那是1940年还是1941年?说不太准了。有人说是秋天,也有人说是春末。延安的春秋差别不大,冷得穿棉袄,热得满头汗。反正那一阵子,特务活动确实密。党中央那边都知道,国民党对我党的主要干部“有名单”的,说不好哪天就出一个刺客,抱着炸药、拿着匕首或者像这次,抡着一根藏在袍子底下的木棍。延安是个拢得住热血,也拢不住风的地方。警卫工作一直是紧绷的,不敢松。大家心里都明白,一个失误,可能就是历史断档。那天如果不是蒋泽民,他那一挡不在,棍子是真可能打在毛泽东脑后,后面会怎么样,没人敢说。蒋泽民没有因此被吹成英雄,他自己也不觉得有多了不起。后来他到东北去了,参加装甲兵部队的建设,打辽沈、打平津,退到后勤,再后来跟着部队走到朝鲜,又走回来,调到运输系统,搞后勤补给。抗美援朝时他是运输部副部长,领导他的是黄克诚。有人问他,你怎么从主席身边一下子跑去搬物资去了?他笑笑,说:“警卫得换血,年轻人顶上了,我也不能一辈子盯着一个人看。”那条挨过棍子的胳膊一直没好彻底,天冷就酸痛,写字都费劲。他也从没说过后悔。别人替他抱不平,说当年立了功,现在待遇还不是正军级?他咧嘴笑,说:“我就个副部长,国家还让我享军级待遇,够意思了。”那语气,不像一个要讨公道的人,倒像个占了便宜的老头儿。晚年他写过几页回忆录,不多,就几十页纸,自己写,自己缝。里面提到那次挡棍子的事,用的词最有意思。他说:“没有什么信仰,就是年轻,皮厚。”这么一句,说得轻巧,却比那些“忠诚守护”“英勇护主”管用。他不是讲道理的人,他就是那种,打雷了就冲上去的人。